11572毛泽东重用邓小平深层原因:对王洪文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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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作出十二月“长沙决策”后，邓小平的职务又上了一个台阶，又一次“大起”了。

　　这时，邓小平已被毛泽东、周恩来“内定”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政、军要职集于一身，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党内第三把手，执掌重权、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启用”，而是“重用”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重新重用邓小平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必须弄清的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毛泽东之所以在1974年12月下决心重新重用邓小平，是由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和党内状况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解说，根本的原因，是“时势造英雄”。

　　具体说来，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论析：

　　第一，当时的客观形势迫切需要一个德高望重、能治国安邦的人出来支撑局面。当时“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于江青等人到处“放火烧荒”，批判“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的山头组织，一些刚落实政策的领导干部又被当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状态，一些反潮流组织又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这样，就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毛泽东在1974年10月决定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大时，就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时，在会见后，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谈到由于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全国财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财政支出却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长。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形势严峻，沉默不语。最后，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要实现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能治国安邦的、德高望重而为全国人民公认的“帅才”来承担这一重任。这个“帅才”，非邓莫属，这就是“时势”，即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

　　第二，周恩来病重，需要有人接替。周恩来是建国以来的老总理、好总理，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可是，他在1972年5月经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一医院和肿瘤医院共同检查鉴定，已确诊为膀胱癌。11月间，保健医生向中央写出正式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态，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国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在江青一伙“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批现代大儒”的氛围中，以超乎寻常的毅力，继续顶着压力，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毕竟心力交瘁，病体难支，不得不于6月1日住院，躺在病床上办公、开会。12月的长沙之行，沉疴在身的周恩来是不得已而为之。行前，医务人员已再次发现总理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明白，这样远途来回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以国事为重，坚定地向医生吴阶平等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周恩来登机时，“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毛泽东在长沙看到周恩来的憔悴模样，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深情地嘱咐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由邓小平来接替周恩来的重任了。

　　第三，毛泽东对王洪文已感到失望。王洪文自1972年9月调中央学习后不久，毛泽东就安排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实习”后，毛泽东又破例安排他担任“十大”的准备委员会主任(名列周恩来等人之前)，随后又在“十大”上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时青云直上，晋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名列周恩来之后，但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是对他寄予了莫大的厚望。但是，王洪文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毛泽东发现他不仅才能平庸，底气不足，而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帮派，积极参与江青“组阁”的阴谋活动，衔江青之命到长沙告总理和小平的状，几次批评、警告他，竟屡教不改，还是与江青等人搞在一起，兴风作浪。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毛泽东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王在检查中写道：“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主席发现以?/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