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镇妓女调查报告

浙江小镇妓女调查报告
　　小姐这个曾经单纯的字眼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了一个暧昧的字眼，它不再仅仅是指年轻的女孩子了，她还是某个非正当职业的代名词，发廊也再也不仅仅是理发之处，而成了某种传统而古老的非道德职业的庇护所。关于发廊小姐的新闻被媒体也快炒烂了，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真实的，不带偏见的声音来告诉人们她们的真实生活。本报告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希望一切有良知的人看过以后不要无动于衷。本人于２００５年选择上海浦南地区某镇，对该镇的发廊做了全面调查。
　　报告主体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发廊名称、营业场所布局、公开服务和非正当服务项目及其价格、发廊类型、收入分配、非正当服务人员年龄结构等方面，全面介绍了发廊非正当服务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记录了几名发廊小姐的案例；
　　第三部分对发廊非正当服务状况和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报告结束语阐述了调查的主旨。
　　在中国的非正当服务领域，发廊的非正当服务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规模最大，拥有最多的非正当服务人员；
　　二，分布最广，几乎到了无处不有的地步；
　　三，地位最低，虽然在个别地区存在着地位更低的街头拉客现象，但从中国整体的和普遍的角度说，发廊非正当服务的地位无疑是最低的。
　　基于这一前提，对发廊非正当服务状况作一区域非正当完整调查，对弄清和把握这一具有普遍非正当的非正当交易活动，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调查由本人自费并独立进行。由此获得的好处是：不受任何机构、权威的指令性、指导性政策、观念约束、干涉和影响，可以得到最忠实于研究独立性的调查结果。
　　调查地区选择了上海浦南地区某镇。该镇政区总面积为20余平方公里，常住户口人口3万余人，200４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4亿余元。该镇200４年镇财政收入近3000万元，城乡居民存款余额4亿余元，人均近1.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近3000元。该镇位置远离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上海郊区属于中偏下水平。因此，可视为上海地区的一个普通乡镇，所调查结果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代表性。该镇中部有一南北向公路主干道贯穿。该镇集镇分布在公路两侧，南北向集中绵延约1.5公里。该镇政府大院和派出所也设立在集镇当中，面公路而立。本人调查的发廊都在这一集镇范围，处于公路两侧及辐射两侧支路100米区域以内。该镇发廊除在集镇集中外，其它地方也散存20--30家，本人没有将之纳入调查范围，仅作一般观察。调查方法的确立具有相当困难，基本要求是最大化达到调查材料的完整、真实。200５年本人用半年时间进行摸底、观察，积累经验，探索能够获得最接近真实情况的调查方法。基本原则是调查集镇全部营业发廊，求得资料的区域完整性，这是保证本次调查区别于国内其它相关调查的最重要所在，也是本次调查意义的关键所在。
　　一、总况该镇集镇营业发廊总数48家，服务人员204人（不包括不直接从事服务的老板或店主。以下同）。其中，有非正当服务的发廊29家，占发廊总数60%；提供非正当服务的服务小姐118人，占服务人员总数57%弱。l发廊名称发廊名称以门面及其附近文字标示为准。无名称发廊7家，占发廊总数14.5%强，其中有非正当服务的5家。发廊名称由三部分构成：（１），名。
　　主要有五种情况：1，使用人名，比如燕燕、琴琴之类；2，使用形容词，比如飘逸、纯美之类；3，行业非正当特征描述，比如容丽、芳龄之类；4，使用当地地名；5，突出品牌，比如广州、温州之类。其中1、2、3三种最多。（２），行业。主要有5种情况：1，发；2，理发；3，美发；4，美发美容；5，专业剪染烫护；等。其中第1种最多。第5种无非正当服务。（３），非正当质。由于行业和门面已经说明了非正当质，因此，有些发廊就不作标示了。标示的有5种情况：1，屋；2，厅；3，店；4，廊；5，中心。其中1、2、3三种最多。以上可见，除个别情况外，比如“某某专业剪染烫护厅”之类没有非正当服务外，仅从是否有名称或名称上，是不能直接分辨出发廊是否有非正当服务的。2发廊营业场所内部布局发廊营业场所内部布局可分为两个基本部分，一是营业厅（或厅堂、外间），一是按摩室（或包房、里间）。营业厅是顾客进门后视觉所见的营业面积，可以是一间，也可以是两间甚至三间。按摩室是顾客进门后视觉不可见的营业面积。视觉可见与不可见，是区分两者的关键。所谓可见，是指可以看见服务活动，而不是看见门、门帘、不透明玻璃、楼梯、走廊。也就是说，顾客进发廊后，可能看出有按摩室，也可能看不出有按摩室，即使看出有按摩室，视觉也是被门、门帘、不透明玻璃、墙等阻断的。因此，营业厅是顾客进门后可以看见其中活动的营业面积，按摩室是顾客进门后看不见其中活动的营业面积。据此，从营业场所内部布局来说，发廊可分为A、B两型。A型：无按摩室。12家，占发廊总数25%。其中，无一家有非正当服务。服务人员46人，平均3.7人/家强。拥有服务人员最少为1人，最多为8人。B型：有按摩室。36家，占发廊总数75%强。其中，有非正当服务的29家，占发廊总数的60%强，占B型总数近80.5%强。拥有服务人员158人，平均4.4人/家弱。据此，发廊非正当服务与按摩室有密切关系。按摩室有大间、小间之分。所谓大间，就是在一间里面放置了多个位置。所谓小间，是在一间里面放置1--2个位置。我把放置2个以下位置的划分为小间，把放置三个以上位置的划分为大间。无论大间小间，都有通间、隔间之分。通间的位置之间无固定隔断设施，隔间的位置之间建有不可透视固定隔断设施。所谓不可透视固定隔断设施，一般是1.2米左右的隔栏或非全封闭木板墙。可移动布帘是常见阻障视线的方式。通间位置之间也常用可移动布帘。规模最小的B型发廊，仅有一间小间按摩室。规模较大的B型发廊，有三、四间大间或近十间小间按摩室。按摩室位置之间的隔断并不等于一定有非正当服务，但便于非正当服务。
　　3发廊公开服务项目与价格本报告所列服务项目与价格限于该镇发廊为男非正当的服务（不包括男非正当的染发、美容等）（１），理剪发：理剪发、修面、湿洗头，全套5元/人次。（２），单洗头：（干、湿）洗头、头部按摩，5元/人次（３），（干、湿）洗头、上半身按摩：10元/人次（４），（干、湿）洗头、全身按摩：20元/人次*小时（５），全身按摩：20元/人次*小时前三项不发生非正当服务，只有四、五两项才可能发生非正当服务。除少数发廊外，多数发廊一般都可以提供理剪发、修面服务。但事实是，由于提供四、五两项服务的发廊难以吸引理剪发顾客，因此，理剪发服务也就往往几近于无，甚至连必要的工具也不予维护和准备了。因此，从公开服务项目看，发廊实际就分作了两种类型：美发美容店和洗头按摩店。区分的标准，以营业厅内是否备有成套美发、美容基本工具（电剃刀、烫头工具等）和染、烫、修面等油、水、液为依据。一，美发美容店类型：18家，占发廊总数37.5%。18家发廊中，12家为A型发廊，6家为B型发廊。其中，3家有非正当服务，属于B型发廊。拥有服务人员72人，平均4人/家。二，洗头按摩店类型：30家，占发廊总数62.5%。其中，26家有非正当服务，占洗头按摩店类型的87%不到，占有非正当服务发廊总数的89%强。30家发廊中无一家是A型发廊，全部属于B型发廊。拥有服务人员132人，平均4.4人/家。据此，有非正当服务的发廊主要集中在洗头按摩店类型。4发廊公开服务项目收入分配所有的发廊服务人员都由老板包吃。所谓包吃，一般都是中、晚两顿，早餐由服务人员自理。多数发廊服务人员为了省钱，实际就是每天只吃两顿。多数发廊也包住。或者住在店里，或者住老板自有或专门借的房子。包住的条件自然很差，对女非正当来说尤其不便。如果服务人员自己借房子住，费用跟老板无关。服务人员的收入在美发美容店类型发廊，有两种情况：一是服务人员拿工资，一是服务人员拿分成。拿工资的限于两种人：一是专门的理剪发学徒，一般是300元/月，年份长的可以加到400元/月，其中的原因是学徒通常很少有机会为客人理剪发，老板不愿意为了他们“学习手艺”而得罪客人、失去顾客，因此，甚至有学了四年还不会理剪发的学徒；另一种拿工资的是师傅，工资从600--800元不等。拿分成的也有两种人，一是师傅，一是洗头按摩小姐。在洗头按摩店类型，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拿分成。发廊分成的基本比例为6：4，即老板拿六成，服务人员拿四成。个别有5：5分成的，原因一般是老板十分有求于服务人员，比如刚开店时急于需要人手，比如某个服务人员带来了数个服务人员作出了特别贡献，等等。所有的非正当服务人员拿的都是分成。据此，发廊非正当服务与分配的分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6。发廊服务人员的地区来源。除了本地人外，发廊服务人员来源于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安徽、河南、江苏、贵州、山东、浙江、陕西、江西、福建等地。本地人极少，只有3人，没有从事性服务的，都是老板兼师傅。这反映了性服务人员的异地特征。７。发廊服务人员的性别结构男：8人，占服务人员总数的4%弱。凡有男性服务人员的发廊，都没有非正当服务。女：196人，占服务人员总数的96%强。其中，提供非正当服务的女性118人，占服务人员总数57%弱，占女性服务人数的59%强。８。发廊服务人员的年龄结构发廊服务人员的年龄是个难以确切弄清楚的问题。本人在调查过程中采用询问、打听和目测三种办法相结合，但获得的情况也只能说是大致的估计。基于这一原因，把年龄归纳为20岁左右（25岁以下）、30岁左右（26--35岁）、40岁左右（36--45岁）、50岁左右（46--55岁）、60岁左右（56岁以上）几个大致的档次。一，20岁左右（25岁以下）：99人，占服务人员总数48.5%。提供非正当服务的42人，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42.5%弱，占非正当服务人员的36%强。其中，14人提供抚摸，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14%强；6人提供，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6%强；14人提供口口，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14%强；8人出台，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8%强。小姐的年龄最小的仅18岁左右，5人，提供抚摸，集中在一家店，来自四川、重庆，占20岁年龄段服务人员8%强，占非正当服务人员数7%弱，占该年龄段非正当服务人员17%弱。二，30岁左右（26--35岁）：93人，占服务人员总数45.5%强。提供非正当服务的65人，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70%弱，占非正当服务人员的55%强。其中，17人提供抚摸，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29%强；2人提供，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2%强；36人提供口口，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39%弱。三，40岁左右（36--45岁）：9人，占服务人员总数4.5%弱。提供非正当服务的8人，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89%弱，实际上，另一个无非正当服务的服务人员是男性，因此，该年龄段提供非正当服务的达到了该年龄段女性服务人员的100%。所有人提供的非正当服务都是抚摸。四，50岁左右（46--55岁）：2人，其中1人提供口口服务。另一人为男性理发师。五，60岁左右（56岁以上）：1人，男性。
　　发廊性服务项目与年龄一，抚摸：共49人，占发廊服务人员24%强，占非正当服务人员44%强。其中，20岁左右（25岁以下），14人，占服务人员的12%强，占提供抚摸的服务人员28.5%强；30岁左右（26--35岁），17人，占服务人员的23%强，占提供抚摸的服务人员55%强；40岁左右（36--45岁），8人，占服务人员的6%弱，占提供抚摸的服务人员18%强。
　　二，：共8人，占发廊服务人员4%弱，占非正当服务人员7%弱。其中，1，20岁左右（25岁以下），6人，占非正当服务人员的5%强，占提供的非正当服务人员75%；2，30岁左右（26--35岁），2人，占非正当服务人员的2%弱，占提供的非正当服务人员25%。
　　三，口口：共51人，占发廊服务人员25%，占非正当服务人员44%弱。其中，1，20岁左右（25岁以下），14人，占非正当服务人员的12%强，占提供非正当的性服务人员17%强；2，30岁左右（26--35岁），36人，占性服务人员的31%强，占提供非正当的服务人员71%弱；3，50岁左右（46--55岁），1人。
　　四，出台：共8人，集中在20岁左右（25岁以下）年龄段，占发廊服务人员4%弱，占提供非正当服务人员7%弱。发廊与当地政府、派出所办公地距离本人根据实际情况，把发廊与当地政府、派出所办公地距离按路程划分为三个档次：100米以内、100--500米、500--1000米。一，发廊与镇政府办公地距离：1，100米以内，共4家发廊。1家无非正当服务；3家有非正当服务，其中，抚摸2家，口口1家。2，100--500米，共21家发廊。11家无非正当服务；10家有非正当服务，其中，抚摸5家，1家，口口3家，出台1家。3，500--1000米，共23家发廊。7家无非正当服务；18家有非正当服务，其中，抚摸6家，1家，口口9家。二，发廊与派出所办公地距离：1，100米以内，共13家发廊。3家无非正当服务；10家有非正当服务，其中，抚摸4家，口口6家。2，100--500米，共11家发廊。5家无非正当服务；6家有非正当服务，其中，抚摸3家，口口2家，出台1家。3，500--1000米，共24家发廊。13家无非正当服务；11家有非正当服务，其中，抚摸6家，2家，口口3家。
　　口口小姐是浙江温岭人，34岁。白净的皮肤，标致的脸，一米六左右身高，身材匀称，举手投足很讲究仪态。衣服虽然旧了，但熨整得很利落，衣料质地也都不错。陌生人进到发廊，会把她当作老板。她说：“我是用过钱的人。”口口小姐很会待人接物，讲话分寸也把握得很好。文化程度很低，她自己说小学只读了三年。她无论讲上海话还是普通话，都是浓重的浙江口音里夹着些上海话或普通话，显得很生硬，但并不给人别扭的感觉，反有一种特别的风味。三年前，她离家“出走”。她22岁结的婚，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并没有办结婚证书，“这种情况我们那里很正常”。有一个孩子。她与丈夫合不拢，由吵架而斗殴，实在忍受不住丈夫的折磨，就下了决心放弃一切，孤身一人离开家乡。三年来，她没有回去过。他丈夫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其实，这就等于是“离婚”了。对婚姻，她几乎失去了希望。她说：“你们男人要找个好女人很难，现在的女人想得太多；我们女人想找个好男人也很难，更难。有人劝我找个朋友，想来想去，还是不找。自己老公都相处不好，找个朋友能处好吗？找个人容易，相处就难，就不找了。”她认为女人最难不是找有点钱的男人，而是找人好的男人，“人好，两个人齐心合力，不要懒，勤劳点，日子总能过的”；人不好的话，“不离开苦，离开也苦，反正是苦。”离家后，她来到了上海。经人介绍，她进了该镇一家茶室当服务员。工资500元/月，但工作环境比较干净，活也不累，虽然工作时间长，但她对这不在乎。干了两年，茶室生意不行了，终于关门。失去工作的她没有出路，只好到发廊洗头。当时，有茶客愿意每月出1000元包养她，她不愿意，她说：“不是嫌钱少。人家是有家庭的，会破坏人家家庭。什么事情瞒是瞒不住的。这不好。”进了发廊，自然就面到了频繁的性骚扰。“老板说要开放点，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好在这发廊仅仅限于抚摸，她渐渐也就承受了。“不这样，谁要你洗头？要吃饭，就是这样的。”但“每天要应付（男人），心事很重，突然老了。这一年，一下子老了。”她的脸上可以看出有很多皱纹，她说：“在茶室做的时候，我皱纹还很少的，不怎么看得出来。”她想的是“要积点钱”。她不舍得买衣服，就穿过去的旧衣服，“好在我过去这些衣服还过得去”。老板没有专门准备宿舍，她不舍得另外租房子，就睡在店里，“夜里睡沙发，习惯了。租房子最差也要100元，租不起。”她的生意是店里最好的，平均月收入有800元左右，100元个人零用，其它都存了起来。她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积钱，为将来打算。”“老了。再过两年，连洗头人家也不要了，怎么办？”
　　案例三小燕子：“原来睡马路都不做小燕子姓杨，名字里有一个“燕”字，长得很瘦小，象是还没有发好育的样子。她是贵州人，21岁，18岁就到上海打工。15岁那年，小燕子初中还没毕业，有一次被一个村里的男人强奸了。那时，她很害怕，也不怎么懂，谁也没告诉，但随着时间推移，肚子大了起来。她家住镇上，父母亲摆摊做小生意，一年也有万把元收入，在当地属于比较小康的家庭，很有些面子。“我们那里太封建了”，她一家人都觉得她大了肚子很丢脸，认为被强奸是她自己不好，不但不去追究那男人的责任，反而一起骂她，还打了她。“我本来是我妈最宝贝的女儿，可她连话也不跟我讲了”。小燕子性格倔了起来，抱定了主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她的想法是两个：一是“肚子里的孩子也是生命”；一是“偏要让所有人知道”。父母亲把她锁在房间里，一直锁到她生产。她生了个男孩，但手术使她终身失去了生育能力。孩子生下来，家里人看到孩子很可爱，又开心了起来。她喂了孩子三个月奶，请人把那男人找来，“我什么话都不说，板着脸，叫他把孩子领走”。那男人没了强奸小燕子时的凶恶，站在她面前战战兢兢，左右不是。“我真想杀了他”。“你的儿子”，小燕子叫了一声，那男人马上抱过孩子，逃着离开了。第二天，小燕子也离开了家。那年，她18岁。去哪呢？她要离家远远地。她知道广州、上海、北京。北京是北方，很冷，她不想去。有人说广州太乱。她便选择了上海。但到了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有人介绍她到发廊工作，她不愿意，“名声太不好听”。这样，她睡了两个月马路，过着流浪的生活。她前后干过服装厂、羊毛衫厂、金属加工厂等。她手脚快，能吃苦，为赶活会自己主动通宵工作，所以，“哪个厂都喜欢我”。什么技术，一学就会，“我本来读书很好的，在学校一直当班长”。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任何电话号码听过一边，过了三个月还能背出来；数百个电话号码从来不用笔记，随时可以脱口而出。在一家金属加工厂，一个四川男孩追求她，她终于动了心。有一天，“他跪在地上求我嫁给他。我哭了，就跟他说我生过孩子了，已经不能怀孕。他当时象疯子一样跑出了我的寝室。他在外面跑了一整夜。第二天一大早，一夜没睡的他来寝室，当着很多女孩子的面说，他认真考虑过了，他爱我，过去的事情不是我的错，什么都没关系，只要我做他老婆。当时，我扑在他怀里，哭得好伤心。就这样，我嫁给了他。”婚礼后小燕子重新找了家金属加工厂，做冲床工。小夫妻俩借了间民房作为自己的家，每个星期相聚一天。她400多元一个月，老公800多元一个月，生活挺快乐。但小燕子工作的厂没有了定单，工人都散了。老板求小燕子别走，说谁都可以走，你不能，有了定单找不到你这样的人。老板愿意承担她的吃住，只要她不走。小燕子觉得老板对她很好，就等了两个月。但老板仍然没有定单。小燕子没办法，就说先去找个临时的活干，一有了定单就回来。但找临时的活不好找，只能进发廊。“原来睡马路都不做，现在自己找了上来。”老公自然反对，但为了生活，实在没有其它办法。小燕子为了保护自己，就去买了最厚、最硬用金属支撑的乳罩。“摸吧，就摸这假东西。”客人要伸到衣服里面摸，她就情愿不做生意，甚至跟客人吵架。“我经常吵架。”但是，命运总是会欺负弱者。金属加工厂还是没有定单。而同时，他老公出现了怪异的病状，老是咳嗽，渐渐四肢无力，喘不出气，几乎连路也走不动了。去简单检查了一下，说是肺有问题。他老公原来一直干的活，是每天用钢刷刷钢材上的铁锈，病的发生显然与大量吸入金属粉尘有关。小燕子知道他成了“废人，连地也种不了了”，但想不出任何办法。“看是看不起的，只能回老家去养，叫他多吃几只鸡补身体”。跟她说可以去劳动局和打官司，她哼着说：“我们打工的见得多、听得多了。那样会更惨。用大笔钱不说，连个安慰也不会听到。认了就认了，打官司反而会气死的。”她说：“我老公才25岁。太年青了。”这样，小燕子就铁了心在发廊做下去。“在厂里做，工资低，还经常拿不到。在这里做，我可以拿1000元，不欠帐。要用钱啊。”但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拉住顾客，她换上了柔软的便于抚摸的乳罩；不但不再跟客人吵架，而且主动往客人大腿上坐。凡是提出要跟她做情人的，只要不是六十岁老头，她都答应。“我有一大帮情人，自己都弄不清楚谁是谁不是。反正都是捣糨糊。”她经常会想到自己曾经睡马路也不干发廊的往事。
　　案例四：刘小姐：“我们没文化呀。”刘小姐，18岁，江苏人。她说：“我们在店里不做什么的，就让（客）人在（衣服）外面碰两下（胸部）。我们都是小女孩，最大的才二十二岁。有的老板（客人）要叫我们出去，付钱给（店）老板帮我们请假，我们就陪他们去吃饭、唱歌、跳舞。当然，也去宾馆过夜。有时候不过夜，玩好了就回来。过夜的价钱不一定，看开不开心，150（元），200（元），有时候还有300（元）的。“我不高兴到厂里做。在厂里做什么也看不到、玩不到，人也长难看。理发店不晒太阳，不吹风，有空调，没客人的时候看看电视，人能长好。女孩子好看很要紧的，好看就可以找到好的男朋友。嘻嘻，当然不会让（将来）男朋友知道（现在做这事）。只要说我以前谈过朋友，他就什么都不会怀疑了。“洗头就一点不好，洗发精伤手。手的皮肤好粗。我们就跟老板说。我们老板都是到超市买洗发精的，是正宗的，好多了。假的我们也不喜欢用。“我好羡慕你们城里的女孩子，你们上海的女孩子什么都有，我们农村女孩什么都没有，只好靠自己。城里女孩长得多好，吃得好，用得好，（从小）什么都玩过了。唉，这是命。我们命不好，生在乡下。“上海女孩子也有卖的？为什么？她们有吃、有穿、有玩，还卖干什么？“大学生也有卖的？天啊。你骗人。真的？她们干什么要卖？她们又不是我们。我们是没办法。要是有书读，再苦我也情愿。读了书，又是处女，再穷、再难看也可以找到好（男）朋友的。我们这种，只好找个苦力（男朋友）。“我也可以读好书、考大学的？你真是不了解我们乡下。我要放牛、放羊、割草，要帮家里做很多农活。我们那里的老师太差了，都是瞎教的，再认真学也学不好。我的小学老师是初中毕业。初中时，学校老师自己也是中学毕业，还有初中毕业的老师，中学生教中学生，哪里教得好？爹妈又没文化，怎么学得好？“唉，那些女孩子。我们是没办法，就这样了。”
　　案例五:“将来？我们这种人有将来吗？”某女28岁，四川人。她说：“我在上海做洗头这行五、六年了。结过婚，没生孩子就离了。原因是我做洗头这行他知道了，跟我闹，就离了。我只愿意做这行，习惯了。不是钱有多少，而是觉得轻松、开心。花不了什么力气，有空调，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还经常可以跟老板（客人）出去吃吃饭、跳跳舞、唱唱歌。“我老顾客多，小姐妹多，哪家店老板都不会管我太死，我想请假就请假，很自由。“我不卖的。跟人出去玩，晚了开房间，钱我是要拿的，这不是卖。我不是为钱，但我也要挣钱，做了，拿钱也很正常。我不认为我是卖的那种女人。“也想有（男）朋友，但想找个好的很难。也算有一个，是上海人，市区的，30几岁。他没什么钱，也有点，大概十来万。我从来不用他钱，反而给他用了不少，前后用了近两万块（钱），我两年的积蓄。他的钱是他老娘管的。跟他同居了一年。他很爱我，就是怕他老娘。他老娘不喜欢我，看不起我。我说既然这样，我永远不嫁给你儿子，你儿子要盯着我不结婚，跟我没关系。后来，他老娘求我，要我嫁给他儿子，我说不嫁，不给你家生下一代。他离不开我，怕我，我到哪里，他就找到哪里，对我哭。我骂他窝囊废。可也觉得他挺好，很可怜。这年龄还没老婆，都是他妈害的。他妈控制得太死了，什么都要管，连他穿什么短裤都管。这么大男人，真是废物。我要不是看他真心爱我，早不理他了。“他从来没为我用过钱。我们同居的房租都是我出的。他手机丢了，怕他妈说，我给他钱买。我恨得要死，跟他说，我的钱是卖B卖来的，你的钱是金子，每个月工资要交你老妈，一点不能用。他就跪在我跟前。我踢他，他也不起来。嗨，你们上海男人怎么会这鸟样？“反正，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将来？我们这种人有将来吗？”
　　案例六:陈小姐：“我们家乡穷啊”陈小姐是贵州人，28岁。她是家里老大，老二是弟弟，老三是妹妹，老四还在读初中，是弟弟。问她兄弟姐妹是不是太多，她说不多，“我们那里都这样”，一来孩子看不起病，就是看得起在山里也来不及送医院，容易死，只能多生几个保险；二来必须要多几个兄弟姐妹，才可能承担父母将来的养老负担。但她自己只生了一个孩子，不愿意再生，原因也是两个：一是现在必须出来打工才能有饭吃，要打工就不能多生孩子；二是“现在活着都累，考虑不了将来自己养老了”，对将来，连幻想也已经没有，只能生死由命。陈小姐有一张很秀气的脸，细嫩的皮肤不用任何化妆品，是纯净的山水滋润出来的。但她很自卑，觉得自己已经很难看。也就是说，她认为自己本不难看，但劳作和哺乳已经使自己失去美丽。她说她在家里要跟男人一样去扛石头，但拿男人一半的钱，男人扛一天10元，女人扛一天5元。她最伤心的是自己已经垂得没有一点胸部，这是哺乳三年的结果，“为了孩子不生病，多喂几年奶是唯一的办法；城里女人生孩子不必这样，喂半年就足够了”。她说贵州穷，贵州山里更穷，“你们上海人是想象不出的”。在家里，平时的主食是粗糙的苞谷饭。山里有煤，质量非常好的煤，闪光发亮，烧起来没有烟，是靠人从坑里背出来的。她父亲去背过，一个月1000元，但随时会死人，“经常死人，死了等于白死”，家里不允许她父亲去干，“我爸在，大家还能活下去。他出了事，一家人活都活不下去了”。妹妹19岁，高中刚毕业，考上了医科学校，但缺2000元学费，结果没有去读。“2000元，就2000元”，她伸出两个指头，战抖着，“家里实在拿不出。明知道去读了会有前途，以后就是回家给人看看小毛小病、打打针也会比种地好，可实在想不出办法”。她老公的姐姐先来上海打工，进了这里一家箱包厂，七、八百元一个月。于是今年她跟她老公也来到上海。但箱包厂已经进不去，她老公去了建筑工地做，她只能来到发廊。这家发廊没有不正当服务。她已经做了三个月，生意不好，每个月只有400元左右收入，最少的一个月才350元不到。她说其他几个小姐都比她年轻漂亮，客人进来，一般不会点她，她甚至有连续三天洗不到一个头的情况。有了客人，她也很少能发展成自己的长客，她认为原因就在于自己难看，客人手一伸进她乳罩，太耷拉了，“没摸头”，客人就没了兴趣……陈小姐打算春节后把妹妹领出来。她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要让妹妹进发廊做。她知道妹妹有高中文凭找工作容易些，但工厂虽然月收入有七、八百元，但说不要人就不要人，一年不知道能做几个月，而且工厂经常会欠工资，要起来很麻烦。她觉得妹妹年青漂亮，在发廊做一定会吸引顾客，会生意好。她估计妹妹做三年，用掉一些，可以攒下20000元，“20000元，对我们来说，不得了啊”，这样，父母亲就可以轻松了，最小的弟弟以后万一读书好，可以考上大学，学费也就有了。问她她妹妹在发廊万一变坏了怎么办啊？她犹豫着说：“我们也不愿意做发廊。没有办法。到时候只好我多管管她。我们顾不上太多的。”她说：“象我妹妹这样十八、九岁很漂亮的女孩子，我们那里10000元就可以买到做老婆了，（是）老头（要）也卖，只要对人好点、有大米饭吃。”她说，她刚来发廊时遇到一个60多岁的老头顾客，想找个老婆，她写信回去时一说，很快就来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寡妇，“长得很漂亮很漂亮，老公是挖煤死的”，条件仅仅是让老头帮她归还来上海时跟人借的车费，再寄300元钱回去给孩子交学费。“我们太贱了。”她说，在发廊有一个在家里没有的好处，“吃得好。每天大米饭，有荤菜。吃得真好。这三个月，我吃胖了。”
　　本报告第一部分已经描述，发廊的名称具有很大随意性，甚至连名称都可以不标示。在各种名称里，虽然服务人员仍然习惯口头使用“理发店”这样的称呼，但标示为传统的“理发店”名称的已经很少。其中的原因，在于其服务的内容虽然仍然跟理发有关，但已经远远超出了理发的范围。而性服务正是超出传统后的一个派生服务。基于这一情况，本报告一律以“发廊”称之。称为发廊，也意味着不管增加或派生出怎样的服务项目，在其公开性上，总是以对“发”的服务为基础或跟“发”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凡跟“发”无关的店，则不属于发廊，比如单纯的美容店、按摩店、洗脚店、保健店等。因为与发的相关性，发廊便有了最大的社会普及性。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时，只有货郎和理发师是最经常来到村子并最解决村民基本需要的“商贩”。也就是说，发的服务是一种最基本、最需要的社会服务。正因为这样，发廊便是一种最普及的商业，几乎所有的人口聚居地都会出现发廊。因此，发廊的社会层次顺应着人们聚居的层次，上到五星级宾馆，下到乡村集市。而人们聚居最经常的区域，便是交通集散地、旅游集散地、城市住宅区、商业街、郊区集镇、农村集市等。据此，当发廊服务派生出性服务时，这种性服务就具有了最大的普及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达到了最接近的程度。也因其普遍，发廊性服务就只能处于有固定场所性服务的低层，即使在五星级宾馆，它也是宾馆业里所可能发生的性服务的低档次。发廊性服务的普遍性和低档次，决定了发廊性服务的一系列特点。主要有：性服务人员数量的巨量化、性服务人员的流动过渡性、性服务的廉价化、性病的无控制趋势、性服务人员人生的悲惨化等。
　　一、发廊性服务人员数量的巨量化由于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具有一定性，就决定了这个地区理剪发、美发、美容营业额的一定，其增长率具有封顶性。这样，该地区所需要和可以容纳的以理剪发、美发、美容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发廊数量就为一定。假设高估该镇3万余人无论男女老少一个月人均支付5元用于理剪发、美发、美容消费，并全部到集镇发廊消费，则总营业额为15万元/月，那么，可养活的发廊也就是15--20家。该集镇A型发廊12家，美发美容店类型发廊18家，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这种饱和从美发美容店类型发廊中有3家提供性服务的情况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从这点说，A型发廊或美发美容店类型发廊所能容纳的服务人员数量是有限度的和一定的。但是，可容纳性服务人员的发廊规模则要大于不容纳性服务人员的发廊。从该集镇A、B两型发廊比较看。B型发廊数量超过了A型发廊二倍。A型发廊服务人员46人，平均3.7人/家强。B型发廊服务人员158人，平均4.4人/家弱，无论是拥有服务人员总数还是平均数，规模都大于A型发廊。从该集镇美发美容店和洗头按摩店两种类型发廊比较看。美发美容店18家，共有服务人员72人，平均4人/家。洗头按摩店30家，共有服务人员132人，平均4.4人/家，规模也远超过美发美容店类型发廊。该集镇提供性服务的118人，散布于29家发廊，平均4人/家，高于A型发廊平均数。问题还不仅仅如此。A型发廊所能容纳的服务人员为一定，但B型发廊所能容纳的服务人员则不一定，具有很大的弹性。一般来说，在6、7、8、9月，即使规模最小的洗头按摩类型发廊所拥有的服务人员，也有4人，一般都达到6--8人，多的超过10人。这种季节性变化与天气的冷热有着密切关系，其中的原因除了客人天冷不喜欢洗头外，更与服务小姐所穿衣服厚薄有着密切关系。一些性服务小姐的解释是：天热时方便。由此可推知夏天性服务人员数会有比较大的增长。另一个事实是，该集镇还有近10家洗头按摩类型发廊在本调查取统计数字时，处在关闭状态，而这些发廊在营业时，据本人观察，基本都提供性服务。也就是说，当在性服务生意高峰的6、7、8、9四个月时，提供性服务的发廊要多于非高峰时的发廊。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按照该镇3万余人口的数字，该镇集镇发廊性服务人数与该镇人口之比为1：170左右，提供性交和出台服务人数与该镇人口之比为1：500左右。如果考虑到集镇以外还有20多家散处的发廊（发廊位置越偏僻，越需要用性服务招徕营业额），发廊性服务人员与当地人口之比可能要达到1：200左右，其中提供做爱的性服务人员与当地人口之比可能在1：400左右。如果去掉人口数中的女性和孩子，发廊性服务人员与当地成年男性之比则应当高于1：100，其中提供做爱的性服务人员与当地成年男性之比则应当高于1：200。在6、7、8、9四个月，这些比例将有进一步的提高。
　　二、发廊性服务人员的流动性在发廊服务人员中，从事理剪发、美发、美容需要经过学徒期培训和学习，属于手艺类服务人员，他们的就业比较稳定。而从事于性服务的人员在整体上则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造成流动的主要原因是两条：一，对绝大多数性服务人员来说，提供性服务在根本上是违背她们自身意志的，她们基本是出于生活的无奈才从事性服务，因此，一当有了认为过得去的其它工作或出路，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会离开发廊；二，由于家庭等原因，一些人无法从事长期稳定的工作，只能出外从事季节性或短期的工作，而发廊则能满足她们这一要求。所谓流动，并不是指她们从这个发廊流动到那个发廊，从这个地区的发廊流动到另一个地区的发廊，而是指她们在发廊跟其它行业之间、在家庭与发廊之间的经常流动。发廊就象社会为出外打工的女性准备好的中转站，是一时找不到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性的就业蓄水池。也就是说，发廊是社会最弱势的女性所最终可寻求的寄身之所，是吸纳女性打工人员地区的廉价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力市场储备器。没有发廊，那些依赖廉价女性劳动力的地区将严重降低对廉价女性劳动力的吞吐能力和效率，街头将出现大量女性流浪者。当然，人们至今没有认识到这些，今后官方也不会承认这些。当人们动辄指责发廊和官方动辄冲击发廊的时候，便说明了不能认识和承认其中的社会功效性。有四种人徘徊在发廊门口并大量进到了发廊，成为了发廊服务人员的主体。第一种人来到上海，一个月、两个月找不到工作，而身边仅有的一点钱已经用完，这时，发廊的包吃、包住行业规则便有了极大的优越性，把她们吸引进了发廊。第二种人在上海失去了工作，四处没有依托，惟有暂时寄身于发廊。第三种人在老家过着贫困的日子，要长期出外打工又受着家庭的拖累，缺少文化和技术，经了小姐妹的劝说，抽了三个月、半年的时间出来，到发廊打短工弥补家庭经济开支的不足。第四种人是虽然可以找到其它工作，但由于没有熟人，不了解确实情况，生怕到时候干了活拿不到工资，不敢贸然去工作，而发廊不拖欠工资的行规便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虽然这些女性并没有为性服务而来，但一当进了按摩室，便遇到了顾客的性骚扰和性要求，而分成制又逼使她们不能过分得罪客人，甚至要主动迎合客人，盼望着客人能成为自己的老客户，下次进门能点自己为他服务。而一家店有一家店的风气，大家约定了规矩，要是提供做爱，自己即使不愿意，也会渐渐随大流。从不愿提供性服务到提供性服务，从衣服外面的抚摸逐步升级，这是个心理适应过程。正因为这样，已婚女性更容易进入状态。在该集镇，20岁左右（25岁以下）年龄段提供性服务的42人，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42.5%弱，占性服务人员的36%强，其中提供做爱服务的14人，占提供做爱的性服务人员17%强。而30岁左右（26--35岁）年龄各方面的数字都远大于20岁左右（25岁以下）年龄段，提供性服务的65人，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70%弱，占性服务人员的55%强，其中提供做爱服务的达36人，占提供做爱的性服务人员数高达71%弱。这跟已婚女性更容易完成心理过渡有密切关系。但是，除了少数女性长期从事发廊服务，绝大多数仅仅是过客，少数有连续一整年呆在发廊的，连续两、三年在发廊服务的更少。2003年本人在洗发按摩类型店里，几乎很难看到2002年的老面孔了。从这一高度的流动过渡性估计，曾经在发廊提供过性服务的女性数量，是非常之大的，她们在普通打工阶层女性中所占的比例，会非常惊人。这是一个神秘的巨大数字，在中国经过历年的滚动，其绝对数会非常令人惊惧。之所以说神秘，是因为这些女性通常都严守着自己的创痛，把这经历深深埋在了自己的心底。即使她们的亲人和老乡知道，彼此不提也已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做人准则。
　　三、发廊性服务的廉价化发廊性服务的价格是非常低廉的。虽然花了一小时为客人做了洗头、按摩服务，但如果同时提供了抚摸或服务，价钱并不会因此而上涨，仍然只能收取洗头、按摩服务费。那么，为什么在不增加钱的前提下提供抚摸或性服务呢？服务小姐直接的利益动机是两条：1，希望眼前就能吸引住客人，让他再加钟点；2，希望客人以后能多来本店，并记住自己的温柔和周到，来了后能从一帮小姐中挑选上自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使许多客人认为到发廊按摩就是可以摸、可以搂的，而摸、搂是不要花钱的。要是服务小姐不让摸，一些客人反而认为不正常了。因此，在服务小姐与客人之间，就经常会为了摸或摸到什么程度而发生冲突。初级性服务的免费，也导致了做爱服务的廉价。在商谈价钱的过程中，提供做爱的服务小姐经常会处于弱势。此时，已经接受强烈性刺激的服务小姐通常失去了机敏，不会在二、三十元的差距上过分坚持，所想着的更多是已经到这程度，再增加点接触而已。“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欲望。”一些服务小姐说。这就形成了发廊性服务的廉价化循环。因其廉价，去发廊满足性欲的客人就增加；因客人增加，发廊就增加，性服务人员递增；因发廊性服务人员增加，性服务价钱就更低廉。这一廉价化循环在两种情况面前受到阻滞和平衡：一，当做爱价格低到服务小姐完全不能承受时，价格便不再降低。在该集镇发廊，做爱最低价格为60元，发廊老板抽去20元台费，服务小姐本人只能得40元，是做一般活计起码的一工人工价了，她已经无法再让步。二，社会可为发廊提供的女性服务人员数量限制，使发廊就业人员出现明显的短缺，对性服务价格起到了保护作用。由于大量行业需求大量廉价女工，发廊服务人员就经常会出现短缺。巧的是，发廊生意的季节性正好跟主要使用女工的服装、针织行业的季节性基本吻合，当夏天发廊生意达到高峰时，服装、针织行业进入淡季，大量女工被辞退，补充入发廊服务人员队伍，而秋天发廊生意进入淡季时，服装、针织行业又开始大量招收女工，大量发廊服务人员就流向了服装、针织行业，这样，发廊性服务的价格就在低水平上得到了平衡。
　　四、发廊性服务是性传染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发廊性交服务过程中，很少有使用避孕套的事例。客人自然没有带避孕套的。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怕的人本就不会到发廊性交，不怕的人本就不怕。但卫生问题在2003年对发廊的经营发生了很大冲击。这是由SARS导致的。在该集镇，2003年的发廊生意比2002年的发廊生意要萧条许多，有近十家洗头按摩店停止营业。SARS强化了人们的卫生意识，刺激了客人对发廊性病的恐惧感。但SARS对发廊服务人员的卫生意识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刺激。第一，她们要生存；第二，作为女人她们本就有较强烈的卫生意识，但是，她们一当提供性交服务，就只能被动地对待卫生问题。对她们来说，SARS根本不在防范之列，她们只能尽量注意防范性病传染。对性病，她们所能做的，是“一看，二洗”。所谓一看，是用眼睛查看客人的阳具，以判断对方是否干净。所谓二洗，是保持每天清洗自己阴部。至于避孕套，有两个直接原因使她们不愿使用：一，相对性交服务的廉价，商店售价“昂贵”的避孕套几近奢侈，她们多数不舍得花这钱；二，越是要求使用避孕套，客人反而认为她干净，会更来劲、粗暴，往往抚摸了她阴部后便不做爱，或者更不愿意使用避孕套，结果仍然是不用避孕套。一个间接的原因是，由于发廊提供性交的性服务人员的流动过渡性，不少是短期的性服务人员，她们经常有碰运气的心理，希望自己不会碰到性病感染者。为降低感染性病的概率，她们通常不会跟不熟悉的客人性交，而不愿意性交的客人又是她们判断比较干净的人，会更愿意勾引他性交，并降低价格，以争取他的长期性。在发廊性交服务基本不使用避孕套的情况下，性病的感染就处在了无控制趋势当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感染上了性病，这是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正因为不使用避孕套，客观上也阻止了不少发廊性服务人员从事性交服务。对不提供性交的已婚者来说，更多的是性病恐惧。而对未婚者来说，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不使用避孕套带来的怀孕恐惧，这是二十岁年龄段提供做爱服务远低于三十岁年龄段人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五、发廊小姐人生的悲剧化发廊性服务人员在其还没有进入到发廊之前，她们的人生就已经是悲惨的了。不是进了发廊才悲惨，而是进了发廊更悲惨，因而是悲惨化。这悲惨化不是体现在表面的，比如，她们较之普通打工女性更注意穿着、化妆，一方面，作为女人，一有机会就试图穿件自认为好看的衣服本是自然的偏好，而所谓好看的衣服其实都是十分廉价、低质的货色；另一方面，这也是职业的需要，尤其夏天生意高峰的季节，不少人穿得招展、暴露，因此，她们对穿着、化妆的注意根本谈不上享受。比如，她们较之普通打工女性有更多的欢笑，但这种欢笑是维持精神平衡的必要，也就是说，她们的欢笑是跟她们的精神痛苦成正比的，不欢笑，将崩溃。“名声不好”，“男人不会好的，会乱来的”，当发廊服务人员进到发廊前在发廊门口徘徊时，充满着忧虑。强烈的恐惧折磨着她们的精神。最终把她们推进发廊之门的力量，不是享受，不是光明，而是最起码的生存、寄生。“我不做什么”，“我管得好自己”，“没有（熟）人知道我在发廊做”，这是她们所能寻求的自我安慰，她们以此摆脱精神的痛苦。进到发廊，如果该发廊确实是不提供性服务的，也算有了点安慰。发廊之所以不提供性服务，只有极个别才是老板的规定，比如，该集镇有一家洗头按摩店类型发廊，三层楼房是老板自己的不动产，他进行了比较讲究的装修，本人在当地算是有脸面的有知识人士，他不愿意让自己冒不动产和荣誉风险，因此，便杜绝性服务。但没有性服务的吸引力客观上生意不会兴旺，该老板便干脆彻底规范，全部使用20岁左右（多数20岁以下）的女孩，统一服装，加强按摩技术培训，虽然吸引一些不少客源，但总体上营业额还是不高。这是唯一一家统一着装的洗头按摩店。但发廊不提供性服务更是由服务人员自己形成的一种店风。老板在按摩室进行各种阻障视觉和听觉的布置，本就意味着对一定程度性服务的默认和鼓励，此时是否提供性服务和提供到什么程度（抚摸、），主要在于服务人员自己把握。但这种把握不是由某一个人所能控制的，一家发廊只要有一、两个人提供性服务，彼此之间的营业额便会拉开距离，从而对不提供性服务的服务人员形成沉重的精神压力，甚至使她们受到抄鱿鱼的威胁，从而导致所有人提供性服务。因此，除了提供做爱、出台服务是老板明确鼓励和确定的以外，一家发廊是否提供性服务（抚摸、）便是一种风气。但即使不提供性服务，性骚扰也是不可避免的。少数客人让他摸他也不要摸，但更多的客人会想尽办法摸服务人员的性器官，他们会似乎无意地摸，会突然偷袭，甚至会强迫，是防不胜防的。作为女人，从其成年以后，受到不同程度性骚扰威胁是经常的事情，但发廊的性骚扰与通常的性骚扰在人格伤害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几乎所有进行性骚扰的客人都没有不正当的自我心理评价，他们觉得这是自己作为发廊客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二，他们认为发廊服务小姐是低贱的，是应该被自己骚扰的，她们就只值这么点价钱（其实客人并没有为骚扰另外付出费用）；三，只要客人不过于粗暴，发廊服务小姐不能指责客人，更不能激烈反抗和惩罚客人，即，她们失去了自我捍卫权利；四，面对性骚扰，只要这种骚扰程度有限，发廊服务小姐还必须继续为客人服务，失去了逃避权利。由于性骚扰的经常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廊服务人员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现实。既然无法抗拒，那就把它想作是一种需要，以求得心理平衡。悲至极至，便不是哭，而是以笑面之了。这样，她们多数便接受了客人的抚摸，并主动抚摸客人。也就是说，多数人转化为了性服务者。虽然这一变化在形式上的程度差异并不很大，但在性质上却有着根本区别。在心理上，她们完成了主动与被动的置换。这一置换导致了极大的人格自贬，她们不再认为自己有正常人格，已经视自己为低贱。这一过程中她们所发生的灵魂冲突是非常强烈和痛苦的。
　　如果进到发廊，该发廊本就是提供性服务的，此时对发廊服务人员来说，简直就是突然立在了火山口上。要是最初的几个客人没有性要求或比较不勉强，她们还有一个适应过渡期。但是，通常的情况并不理想。如果是该发廊老客户，总是会对新来的人更有兴趣。即使不是该发廊老客户，当服务人员的手在自己头部一按摩，也会马上知道她是个新手。而新手，意味着新鲜，意味着干净，意味着纯真，一些客人会很快就把自己的手伸到她衣服里去。此时的服务人员通常的感觉是天塌了下来，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判断力，无论肉体还是精神的痛苦，都达到了无法理喻的程度。不管该服务人员是否有性经验，这都与女性正常的第一次男女肌肤接触、初吻、爱抚等不同，这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其中没有任何自己的喜好、情感成分，甚至连让自己想象适应的空间也没有。甚至，这比被强奸还难受，毕竟，遇到强奸还可以反抗，可以谴责，可以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在普通发廊提供性服务，并不是如很多外人所认为的可以获得高收入，可以发财。在6、7、8、9月高峰期，成绩比较好的提供抚摸、的服务人员一般平均做5人/天生意（习惯称洗头，一个生意叫洗一个头）；春秋季平均3人/天；冬季平均1--2人/天。不提供性服务的和那些年龄太大、长得不吸引人的则要少许多。也就是说，提供抚摸、的服务人员全年也就是平均每天洗三个左右头，20元/人，得四成，平均月收入在800--1000元之间。除去个人开销，一般全年能剩6000元左右就不错了。提供做爱服务的也并不会高多少。平均一天能做一次爱的是很少的，一个月能有10次做爱，成绩就很好了。即使做10次爱，按个人所得80元/次计算，不过也就800元/月，其总收入不超过2000元/月。但是很多提供性交服务的人员为了说明和证明自己值得，会让自己沉浸在一种“虚荣”当中，会夸大自己的收入（既然能“发财”，能玩乐，能穿好衣服，能不干体力活，等，所以便是合理的）。所谓四、五千元一个月甚至更高的收入，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现象，或仅仅是某个月的成绩。这不是普通发廊跟人性交的收入。一当成为发廊性服务特别是性交服务者，她们的精神世界就陷入了极度的冲突和混乱。要知道，她们多数来源于农村、小镇，多数是农民的妻子和女儿，本身的道德观念比较传统、保守，而且许多人本来的社会环境又是非常封建。因此，她们的灵魂所经受的冲突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提供抚摸的小姐说出了这样奇怪的评价：“这是公共场所，这样做没关系的是不是？要是两个人在私人房间里，就是好朋友也不能这样，一根头发也不好碰的，是吧？”公共场所男女之间反而可以随便抚摸了。灵魂的冲突使她们成为社会的最弱者，成为最无助、无望的人群。对她们来说，这个世界是非常可怕的。她们几乎怕一切人，老板、客人、老乡等等。多数服务人员进了发廊工作后几乎不敢移步，她们走出发廊，只是去某个廉价商品市场。她们经常不能弄清发廊附近的小区、道路，因为她们没有去逛过，看过。她们最希望的是有一个手机，可以发短消息娱乐。所最怕的人，是她们最亲近的老家人、丈夫或男友，怕他们知道自己在发廊工作，怕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否则，就完了。”于是，她们本能地学会了撒谎，或者变得在寄钱回去时对家人不讲理、炫耀，不许他们猜疑、多话。正是有了这一怕，对她们的伤害她们便不敢说，怕出了事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也因此，她们怕政府官员，怕警察，怕他们把自己遣送回去或拘捕后通知家乡、家人。她们只能承受一切伤害、蹂躏和压迫。而一当因了某种原因使自己的所为暴露在阳光下，这最后一道保守隐秘的精神防线就彻底崩溃，从此，许多人便不再有顾虑，凡是能做的、有钱捞的事，都敢去做了。“日子过了再说，现在开心了再说。”
　　结束语在上海，在中国、有性服务的行业和地方数不胜数，本人选择了郊区一个极其平常的小镇进行调查，仅仅这一点，便是突出了性服务至少在上海地区的泛滥程度，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普通而又普通的情况。一个普通的小镇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是上海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国社会的缩影，由此可以得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
　　一，中国性服务队伍的组成是农村人口和城镇失业人员，他们的生存状况是中国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反映。他们的普遍存在证明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处在了极其恶劣的状态。
　　二，这支队伍极其庞大，该镇集镇发廊性服务人数与该镇人口之比为1：170左右，提供性交和出台服务人数与该镇人口之比为1：500左右。如果进行简单推算，则可导出中国发廊性服务人员总数达450万，发廊提供性交和出台服务人口总数达250万，考虑其流动过渡性，即使按10年积累（中国发廊性服务的泛滥历史远不止10年，流动率也可能大于1次/年），中国正在从事和从事过发廊性服务的人口达4500万之巨，正在从事和从事过发廊提供性交和出台服务的人口达2500万之巨（这样简单推算并不严密，但考虑到仅仅是最普通地区最普通的发廊，考虑到还有20多家集镇外散处的发廊没有计入，考虑到即使内地经济贫困地区至少在县级城市也泛滥着这种情况，推算结果也还是有很大参考性的）。如果考虑到中国廉价性服务还泛滥在普通洗脚店、普通按摩院、普通电影院、录象放映厅、普通饭店、旅馆、大众化舞厅、普通桑那浴室、卡拉OK厅、中低挡咖啡馆、一些茶室甚至街头等地，即使判断中国正在从事和从事过廉价性服务的人口达到6000万之巨，也不是没有根由的言论。这些人口都是中国底层民众中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三，虽然选择这条道路是她们自己的决定，但这种选择基本上是为了起码的生存而无奈作出的选择，暴露的背景只能是中国普遍的和深重的经济不平等。
　　四，虽然她们从事着性服务工作，但是她们绝大多数有着深深的道德自责，陷在强烈的精神痛苦和自卑当中，她们的精神承受力已经达到了为生存的底线。如果这一底线也被突破，即连选择从事性服务也不能够或不愿意了，那么，便将是选择不是自我毁灭便是毁灭他人。
　　五，解决这一状况的根本方法不是所谓的加强管理，而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对于底层民众具有切实意义的经济、人身发展。一些专家动辄轻言加强管理，其实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加强管理一当落实到实处，便总是或者对性服务人员强化经济盘剥，或者是进行粗暴的扫荡式专政，唯只熟练使用这两途，且上级领导一指令，基层便会神速动作，变本加厉，敲诈和暴力双管齐下，其结果只能使她们更趋悲惨。二十世纪初鲁迅曾经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８０年多年后的今天我也要在这里发出同样的呐喊:救救她们！
　　其实没有贴全，有些内容涉及一些不让贴的词，我就跳过了就是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以前我们对她们的看法有些误会与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