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博物馆内一景
孙恒站在展厅内一幅打工者群像旁，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新华网河南频道11月4日讯 大河网—大河报报道：在京打工期间，河南小伙孙恒与几名志同道合的工友一起，创办了一家打工博物馆，以记录进城务工者心声和这一群体的历史变迁为主旨，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办博物馆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有很大的场地，丰富的展品，馆长还得有本科以上学历和两年以上博物馆管理工作经验等。这个务工者自办的博物馆符合这些条件吗？里面放的都是些啥“宝贝”？资金从哪里来，办馆能否持久？记者专程赶往北京探访。
废弃厂房办起博物馆
从仓库管理员到博物馆工作人员，河南小伙杨卫东明显没完成好他的这个角色转换：“不太适应，管理展品与货物区别可是不小，不知道咋弄，也没人教，全是自己在摸索。”
２８岁的杨卫东是驻马店市正阳县袁寨乡人，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深圳做仓库管理员，因为打工期间经常参加社团活动，他很快与远在北京的老乡孙恒等人熟识。２００７年，当他得知孙恒等人要在北京创办全国首家民间打工博物馆时，便辞去工作“加盟”。如今，他已成了这个打工博物馆的“顶梁柱”：“既做管理，又做讲解，一肩挑。”
１０月２９日，北京的气温降到了入秋以来的最低点，仅有５摄氏度。而远离市区４０公里、紧挨机场的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一处废弃的厂房院内，却格外热闹，几名工友正忙着搭建“鸟巢”。“准备做剧场，元旦演出用。”一名长头发青年向记者解释。他叫许多，是博物馆的馆长。
许多说，博物馆的全名叫“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主要创办者是被媒体称为“农民工歌手”的孙恒（本报曾作报道）。孙恒在打工之余，组织了一个“打工艺术团”，专门给农民工演出，给博物馆起名时，也因此添了“打工”和“艺术”两个词。艺术团的王德志也是博物馆的创办人之一，包括孙恒在内，他们都是有长期打工经历的人。
记者在大院的门口并未发现博物馆的招牌，四处寻找，发现它挂在院内一排厂房的门口，不过，门是关着的。“今天你是第一个参观者，来，在这留言本上签上名字和联系电话。”还没等杨卫东把话说完，外面做模型的工友便有了喊声：“卫东，把博物馆里的电锯拿来我用一下。”撇下记者，杨卫东跑到博物馆里间，从腰间摸出钥匙，打开一个展柜的玻璃门，从里面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电锯。“这可是‘文物’，小心点儿用，弄坏了你可赔不起。”杨卫东与对方开着玩笑。
展品：抹不掉的集体记忆
当日，在孙恒的带领下，记者依次参观了博物馆的各个展厅。
打工博物馆总计３００平方米的空间被分为５个展厅，每个展厅约占一间房子，有不同的主题。
第一个展厅是“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收藏的是一些大件实物展品，玻璃展柜内放着电锯、斧头，屋子正中摆着一辆三轮车，旁边的墙上，则挂满了各式衣服，有的印着深圳保安，有的印着东莞玩具厂。展厅里还有一间特意搭起的“出租屋”，里面放着一张木板床，一个小黑白电视机，一个暖水瓶，旁边放着一个热得快，据说这是按王德志租房处的标准改造的，曾让许多打过工的来访者产生了共鸣。
不过，这个展厅里最为醒目的是被孙恒称之为“我们的历史”的一张图表，大致记录了从１９７８年至今，从不让农民进城务工到形成“民工潮”的过程。孙恒把这段历史分成了三部分：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为“艰难的流动”，１９８８年~２００３年为“打工热潮”，２００３年至今是“新公民、新工人”。
在书写“我们的历史”时，孙恒特意把２００３年拎了出来：“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一是温总理为建筑工人讨薪，二是孙志刚事件。只有我们这些经历过屈辱和歧视的打工者才会切身感受到这两件事的意义！”
第二展厅的主题是“女工”，墙上挂满了女人的照片，没有一个是明星，都是普普通通的打工妹，有推着自行车送报纸的曹秀兰，有蹲在街头自己煎饼摊前的徐芳。
在她们的大幅照片下方，是一字排开的展柜，里面摆着一些实物。
展柜里有曹秀兰几年来租房的房租条。记者粗略算了一下，７年间，她共交了近四万元的房租，至今，她仍需租房住。
展柜里还有徐芳摊煎饼用的铲子、油壶，以及她自己写的印在纸上的诗：《煎饼之歌》。
广东的一个女工寄来了她的工卡，这位名叫张燕的清秀姑娘把照片贴在正面，而背面，则是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还有一封玩具厂女工的家书，记者在她的家书中看到：“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寄回去的钱收到了吗？你们多保重身体……”四个月后，这名女工死于深圳致丽玩具厂的一场大火，在这场震惊全国的特大火灾中，与她一起遇难的还有８１名女工。
孙恒并不承认博物馆的功能只是为了“控诉”和“声讨”：“我们只是客观地展示，目的是为了改变。”
也许第三展厅内的儿童部分代表了孙恒认为的“积极向上”的部分。展厅的墙上，赫然挂着一个一尺多长的钢管，旁边还有一个连在一起的钢槌。这是北京市光明打工子弟学校用了十多年的钟，校长称其为镇校之宝，直到送来博物馆前几天还在服役。
而展馆内的一份手稿也弥足珍贵，这是一位名叫秦继杰的作者专为打工子弟写的歌《我是谁》：“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一路鸣着喇叭，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一路都不说话，埋头蹬着板车，裤腿沾满泥巴……今天，有人问，我是谁，我要大声地告诉他，我们是劳动者的子女，是中国的娃，祖国的花。”
这首歌实际上就是２００６年春节联欢晚会中打工子弟朗诵的原稿。上春晚时，导演加上了一句话：“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这个节目被许多打工者认为是春晚历年来最让人感动的节目之一。
第四展厅是一些为打工者提供服务的组织的介绍。
没有什么比第五展厅中那摆满几个柜台的各色暂住证更能引发打工者的共鸣了，这一展厅的主题是“打工生活”，杨卫东至今仍没数清楚这里究竟摆了多少本暂住证：“太多了，哪个城市的都有，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寄过来。”
６年前，因为怕被查暂住证，杨卫东与两个老乡在深圳住处聊天时，听到外面敲门，吓得不敢出声，把养的一只小狗捂在被子里生生捂死。对所有打工者来说，暂住证是他们集体的屈辱记忆。
王德志也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也成为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从最早办时的１８０元一个的暂住证到现在５元一个的Ｂ本，王德志的北京市暂住证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他也曾有因为忘带暂住证而被警察带走罚款的辛酸经历：“不过我比孙志刚幸运。”
“那么多博物馆，没有一家记录我们的”
当记者问及最初是由谁想出创办打工博物馆的主意时，孙恒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是我。”
孙恒老家在开封，来北京已有十几个年头了。他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在天安门附近的地下道里卖过唱，后来与王德志、许多等打工者创办了打工艺术团。也就是在四处演唱的过程中，孙恒发现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博物馆虽然很多，“但没有一家是能够记录打工者心声的博物馆”。“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博物馆，来记录打工者的文化和历史？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也正是我们创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记录打工群体的历史变迁，倡导劳动价值的尊重认可。”孙恒说。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孙恒就到处物色场地。去年冬天，他在自己的租住地皮村转悠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废弃的大院子。“那是一处倒闭的琉璃厂厂房，我进去一看，宽敞得很，办展览再合适不过了。”激动不已的孙恒立即打电话叫来许多和王德志，决定租下厂子，开办打工博物馆。
经过多方联系，孙恒等人的想法得到了香港乐施会博物馆项目负责人王英渝的支持：“他们很热情，好像在建造一座精神家园。”王的肯定给孙恒他们带来了４万元的先期启动资金。
有了场地，接下来他们一边自己装修，一边四处散发宣传单来征集物品。“博物馆是公益性质，所以倡议大家自愿无偿捐赠，如果不能捐赠原件，复制品也可以，我们已经为每位捐赠者出具捐赠证明及博物馆收藏证。”孙恒说。
征集的物品种类繁多，包括照片、旧衣物、生活用品、证件、票据、劳动工具、政策文件等。“只要能反映各时期打工生活经历的各类物品，只要是有故事的，基本上我们是来者不拒。”孙恒说。
通过口耳相传，送往博物馆的展品日渐丰富。这些五花八门的物品使孙恒他们措手不及，做过仓库管理的杨卫东同样焦头烂额：“这跟工厂里的货不一样，不好归类！”适逢奥运会前北京许多博物馆免费开放，孙恒等人没事就去逛博物馆，学人家如何给展品分类。“取经”完毕，孙恒等人经过讨论，才确定了展区方案。
获得官员与专家首肯
从博物馆里走出来，记者与孙恒走在皮村的路上，途中不断有人与孙恒打招呼。孙恒说：“村里住的６０００人里有５０００人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没事儿的时候都爱到打工博物馆去，大院里不仅有博物馆，还有乒乓球台，电影放映厅。”
但记者与这些打工者聊，他们则明显表示出对这个博物馆不感兴趣：“能当吃、当喝？挣不来钱说啥也没用。”
还有一个时刻困扰着孙恒的问题，就是办证：“博物馆没证，这也是我对外一直宣称正在筹备，没有正式开放的原因。”
此前，孙恒曾多次到北京市文物局咨询，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人员告诉他，对于博物馆采取后置审批，到时候会有专家组到博物馆实地考察，考察内容自然很多，比如展品是否成系列，够不够丰富，质量高不高；有没有足够的公众活动空间，展览够不够精致；是否符合安全、消防规定；馆长是否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两年以上博物馆管理工作经验等。
对于这些“硬杠杠”，孙恒坦言“肯定不够格”，但他还是坚持说：“我们就是要办一座活的博物馆，与官方的有所不同，通过我们的展览，让工友们看到我们这个群体的变迁，希望全社会能够关注和尊重我们这个打工群体，这就足够了。”
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打工博物馆还是得到了不少领导及专家的首肯。“朝阳区文化馆的馆长多次前来考察，还给我们带来了数字电影的放映设备，北京市文化局的领导也多次来博物馆指导，还有社科院的卜卫、李昌平等专家，不仅来观看，还认真在留言本上留言了呢。”孙恒说。
对于以后，孙恒还打算每年筹备一期主题，今年的主题是“打工三十年”，明年的主题是“打工住房”，后年的主题可能有关妇女或儿童。另外，他们还开通了网站，并设想能办流动展览。
“打工博物馆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它有利于其他阶层关注打工人群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他们的心理状态，这应当给予鼓励，民间打工博物馆有效填补了国家博物馆的空缺，使博物馆的种类更加丰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
采访快结束时，杨卫东给记者看了他手头的一个小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数据，新写的一条是：“目前，博物馆共收到展品６９１件，实物１０１件；截至昨日（１０月２８日），博物馆共接待参观者１２４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