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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娘家人”的柔与刚

来源/作者:大河网-河南日报类别:河南人物点击率:1330背景颜色:||
一个“娘家人”的柔与刚

    

    初见刘宇,不由让人颇感失望。

    个子不高,模样温柔娴静。刘宇给人的第一印象,不过是匆匆行人中的一个匆匆者。仅凭感觉,根本没办法把她和“郑州市妇联权益部部长”这样的职务联在一起。

    印象中,在妇联这个“娘家”里,权益部无疑是为“抱屈受冤”的“娘家人”打抱不平的机构。想象中,在这个机构扮演角色的,不是经千锤百炼而拥有了“铁齿铜牙”,也该是庄严得让人看着就发憷的“大嫂”、“大妈”级人物。

    但这个三十大几、语气平缓的刘宇,偏偏就扮演了为妇女儿童维护权益的角色,且一干十多年,获得了全国妇联信访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普法工作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等诸多荣誉。去年底,她还隆重当选“中国2008年度法治人物”。

    不久前的一个上午,刘宇笑吟吟地坐在报业大厦三楼会客室侃侃而谈时,我忽然发现,这个看上去很柔性的“娘家人”,韧性、刚性,一样不缺。

    “认栽”的“名律师”

    “求求你们,帮我要回孩子吧!”

    几年前的一个五月天,这样的哭喊声惊扰了正在接听热线电话的刘宇。

    打开办公室门,一个年轻妇女正瘫坐在妇联办公楼楼梯间的台阶上,声嘶力竭哭喊着。

    此前三年,这名外地女子与郑州一中年男子开始了同居生活。三年后,当他们的儿子一岁半时,她忽然发现,他不仅有妻,还有个快十岁的孩子。被人愚弄的感觉爆发了火山般的烈焰。名分、说法,她向他讨。但他却用欺诈手段,夺走了她和他的儿子,还残忍地把她推下了行驶中的汽车。

    万念俱焚的她怀着一丝希望跌跌撞撞来到妇联,“我不求别的,你们帮我把孩子要回来就行。”

    “法律是需要证据的!”刘宇把电话打给他时,他冠冕堂皇地撂出一句。

    1995年从郑大法律系毕业后,刘宇一直在郑州市妇联下属的律师事务所干着为妇女儿童维权的工作,经手了众多案例,有着足够的底气为抱冤受屈的妇女讨要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但这次她面对的中年男人,是市内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身为律师的他,在“重婚”败露,蓄谋抢夺孩子、抛弃外地女子的同时,也销毁了大量能够证明“重婚”和三人之间关系的证据。

    他嚣张,是因为自认已经做得天衣无缝。

    “我会找到的!”刘宇平缓地放了电话。

    对面的她还在啜泣。刘宇给她添倒着茶水,直到她渐渐安静下来,才问:“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可以证明你们之间关系的?”

    “证据”不是被销毁就是被转移,孩子,也被他藏了起来。

    泪水再次喷涌而出,“找不回我的孩子,我就杀他全家!”母爱天性激发出的斗志,让人性变得凶残。

    “这样,你能得到孩子吗?”刘宇的语气依然平缓,“他自己都说了,‘法律是需要证据的’,只要我们找到证据,你一定能要回儿子!”

    在郑州他们租居地周围,有足以“撂倒”中年律师的证据,但几个知情人均不愿招惹这种是非。刘宇蹲在一个知情人门外,一天、两天,终于在一个凌晨两点,将这名回来换衣服的证人等来了;为说服另一名重要知情人作证,刘宇帮她干活,和她拉家常,软磨硬泡的,可人家总是推托,直到一个大雨倾盆的下午,她在阳台上看着在楼下紧抱双肩站在商铺屋檐下瑟瑟地避雨的刘宇,良心再也不安了。她拿着雨披走到楼下,一边为刘宇披着,一边不无担忧地说:“他可是知名律师,不知帮多少人打过婚姻官司,你能扳倒他吗?”

    “能。”刘宇说,“证据其实就在你手中。”泪水和着雨水流淌在脸上。

    “唉,我算服你了。真想不到,看上去你这么柔弱,却恁韧性。”这个知情人被彻底打动了,她把知道的一股脑儿倒给了刘宇,并在证言上毫不犹豫地签了名,摁了指印。

    数月的奔波,被中年律师认为不可能被掌握的证据一一落入刘宇手中。他坐不住了,托人,自己也一再打电话找到刘宇,软硬兼施,可是,刘宇拒绝了。

    “‘娘家人’受欺负了,娘家再不向着,还叫啥娘家?”

    当该案被法院立案并经多家媒体报道后,这个律师主动提出调解:归还儿子、支付抚养费……

    “秋菊”的“六尺巷”

    丧夫的阴霾尚且笼罩着她的天空,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仍依偎在她怀中嗷嗷待哺。艰难的日子里,她,被迫面对了更加艰难的事情。

    “再让三尺又何妨?”清朝宰相张廷玉的名句今犹在耳,张宰相与叶侍郎两家的院墙之间形成的六尺宽巷道,至今仍有“六尺巷”之名。可在郑州黄河岸边某乡,一个丧夫的农家妇女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仍在因为宅基地不断和小叔子闹着矛盾。

    一天,吵闹变成了殴斗。小叔子三拳两脚下去,她口鼻蹿血。

    派出所的人来了,双方被带了去。当晚,她被留在了所里。一天,两天,整整10天,她被“关押”在一间窄小、浊气熏天的屋子里,没有阳光,没有自由,只有每天洗面的泪。

    出来的那天,她撂下句狠话:“我要告你们!”

    于是,若干天后,她提起行政诉讼,把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一审败诉。可她,就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样,一趟趟往返于家和乡、区、市,进法院,找有关部门,哭诉、上访,但由于缺少法律知识,表述不得要领,没人能“帮”上她。“去妇联试试吧。”不知是谁,给她出了这主意。于是,她找到了刘宇。

    派出所的拘留到底违不违法?刘宇听了她的哭诉,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问题。

    电话一个个打了过去,“这事儿不好说……”这样的答复自然是不能让刘宇满意的。于是,她骑上自行车,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往返百十里地,到乡里,到村里,一个个问,一点点了解。乡里,派出所的人冷言相向;村里,“小叔子”暴跳如雷,但刘宇还是发现了疑点,翔实地证明了派出所处理“秋菊”的违法之处。

    二审过后,“秋菊”拿到了国家赔偿。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仍是骑着自行车,仍是往返百十里地,刘宇到乡里,到村里,到“小叔子”的家门口。

    “小叔子”怒目相向,“哥不在了,可她还是你嫂子。”刘宇说;“小叔子”指桑骂槐,“两个侄子的血脉里,和你有着一样的亲情。”刘宇说。

    时间一天天过着,刘宇一次次地去着。

    因为宅基地,“秋菊”与“小叔子”“老死不相往来”,可当两个侄子出现在“小叔子”眼前时,他“视而不见”的目光中,隐隐的,还是怜悯与割舍不去的“亲情”。

    “为了一份亲情,彼此都让一点。”这句话,刘宇对“秋菊”说,对“小叔子”说,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终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了“谈判桌”前。

    若干天后,“秋菊”双手捧着一面锦旗,左右,随着两个蹒跚的孩子,走进了刘宇的办公室。

    “扑通”一声,“秋菊”跪在刘宇面前,哭着,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冲刘宇梆梆地磕起了头。

    “祥林嫂”的“执著”

    十月金秋,一地金黄。

    一个漂亮的农家少妇把小半布袋花生米硬放在刘宇的办公桌上,说:“我知道多了你也不会要,所以,我只给你带了这么一点儿。”

    刘宇仔细地盯着她的脸看了又看,会心地笑了。

    一年前,当这名农家少妇第一次出现在刘宇面前时,乍然抬头,刘宇惊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天,这是张什么样的脸呀!伤痕摞着伤痕,下颌与胸部之间,还淌着令人作呕的脓血。

    少妇双手颤抖着,把一张照片递到刘宇面前,“你们是娘家人,你们让那天杀的还我容貌!”少妇声泪俱下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丈夫把一瓶硫酸泼在了她脸上。她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可“天杀的”却扬长而去。没有爱怜,没有治疗费用,有的,只是她在乡卫生所简单敷药后,结痂、留疤。从此,她和照片上那个甜甜笑着的漂亮女人判若两人;从此,她不敢轻易出门,因为,她常常听到这样的呵斥:“看你把我孩子又吓哭了不是!”

    “我是人,我得生活,我得出门呀!”少妇的哭喊,招惹得刘宇也泪流满面。可是,妇联一没钱,二没权;“天杀的”虽被法办了,却没赔偿一分钱,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刘宇犯了难。几次,她想张口对少妇说:“这事我们管不了……”可话到嘴边还是硬生生咽了回去。“人家为什么找我们?因为我们是娘家呀!”刘宇知道自己无法推“责”,她对少妇说:“姐,你回去等着,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你个答复。”

    少妇将信将疑地走了,刘宇心里说不出的憋闷。整夜,刘宇翻来覆去。脑子里,一会儿是照片,一会儿是疤痕累累的脸。

    电话,一个个打出去了。电话那端,是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让我们花钱为一个被毁容的女人整容?”疑惑不解的反问,跟着是一次次拒绝。但刘宇,就像“祥林嫂”那样,近乎神经质地打着电话,一遍遍跟人家“乞求”着。

    “我相信,这世上最多的还是好心人。”刘宇不气不馁,在市妇联几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启发下,她在不停“骚扰”熟悉的企业和个人、反反复复讲着“一个女人的故事”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媒体和医院。终于,省会一家媒体被打动了,大幅连续报道发起了“爱心大拯救”活动;终于,一家医院被打动了,免费为少妇做了两次整容手术;终于,少妇又笑靥靥定格在了旧年的彩色照片上……

    “布娃娃”的“春天”

    同样是这一年的7月,一个午托部的老师一脸无奈地找到刘宇,张口就说:“大姐,你看这事儿咋办呀?”

    在这个午托部里,一位年轻妈妈把一个小女孩送来后,交了一个月托费,就再没露面。

    父母离异,手机关机,孩子成了“弃儿”。

    见到孩子,刘宇俯下身,拉着她的手,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小女孩瞪着黑洞洞的大眼睛,没有哭泣,没有怨声,麻木得若一个没有生命的布娃娃。

    也许,这孩子稚嫩的心灵已然积淀了承受?刘宇揣度着,心被揪着,蹂躏着。“这事儿我来管。”刘宇这么对自己说着,更紧地攥住了孩子的手。

    几天后,刘宇联系上了小女孩的叔叔。

    一周后,女孩的叔叔被刘宇的言语“折磨”得累了、烦了,终于吐了口:“孩子我可以监护,但我也有家庭,我不想因她使我的家庭产生矛盾,费用我实在没办法拿……”

    “只要孩子能有一份亲情,费用问题我帮你解决。”想着女孩终于有了一点微弱的“亲情”、脸上可以挂“一丝”灿烂的笑意,压在刘宇心头的石块倏然小了许多。

    接下来的日子,刘宇就又开始了“啰嗦”,一遍遍对一些她能联系上的企业讲着“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我相信,这世上最多的还是好心人。”刘宇的这句话再次得到了验证,一名女企业家决定资助小女孩直到高中毕业……

    “妇联的阿姨,在我最困难时,是你们帮助了我,并帮我联系到一位好心的阿姨资助我上学。虽然我有时还会想起妈妈,但我对她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我觉得你们和资助我的阿姨才是我的妈妈……”

    这封信,是小女孩写给刘宇的第一封信。

    接到这封信,刘宇沉甸甸的心里,终于涌过一丝淡淡的暖意。

    刘宇的办公桌上,醒目的是一部电话;她身后的墙上,醒目的是锦旗和奖状。

    一晃十多年,刘宇,由一名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成为市妇联的权益部部长,叠放在心头的近千件“案子”一一尘埃落定。

    刘宇,这个看上去柔性的女子,也在纷繁的喧嚣中,锤炼着韧性,锤炼着刚性。

    (编者注: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本文隐去了所有当事人的姓名。文/刘向东 苏玉琴 图/陈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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